带你走进节日里的中国******

带你走进节日里的中国

——读《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张志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岁时年节，在国人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庄严的话题。它不仅历史悠长，内蕴丰厚，而且关乎时间的信仰，地位神秘崇高，融入生活空间，每个人都推诿不掉。古今与其相关的著述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在这冬日的长安，看窗外飘飘洒洒的初雪，轻抚初读黄元琪著作《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以下简称《岁月欢》）的书页，让我有一种执壶品茗悠长回味的惬意。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本清秀别致、颇有特色的文化著作。沉浸其中，恍若敦煌共女反弹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亏她写得出来！

《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黄元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然并不是说《岁月欢》就无可斟酌挑剔。如释“年”仅以周代丰熟为义项，而略去夏“载”、商“祀”和远古“岁”的丰饶意涵，就可能阻断年节谱系性仪式的发生学意义上的一些根脉。再如将古代的正月初六前造动物而初七造人的神话寄植于女娲，不知语出何典？至于春联源起，原本是后蜀主孟昶不满学士辛寅逊的联语，亲自撰写并悬挂“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遂成为史书记载的第一幅春联，而辛之所写，只不过初拟被弃，成为未完成状的联语案头本而已。若真说成“孟昶每个除夕命学士在桃符上题字”而后才亲自动笔，那春联的起源恐怕要另说了吧。

　　在我的印象中，不少有分量的岁时年节著作，多立足于传统的文本叙事，庄重沉着，比如，从历代官方与社会精英的文本与图像叙事中梳理，从田野作业中特别是口述传统中呼应与补充，从而重构岁时年节的整体轮廓与仪式细部，进而展示岁时年节的整体风貌与文化空间。黄元琪则异军突起，一声长笛，灵秀悠扬。她长袖善舞，调转重心，镜头直对时下，聚焦民众的节庆生活本身。或许，作者如此命名，旨在说明只是写节日的四时欢而不及其他。那又何尝不可呢？更何况她写欢本身却也并非轻旋律浅节奏飘逸轻柔，而是执着沉稳，厚重阔远，甚至不无忧伤的低音起伏。真可以说时间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刷新日常感，缘启好奇心。这就自带新鲜感了。

　　壹

　　呈现当下性，着意节日的现在进行时

　　《岁月欢》的亮点之一，就是立足当代，将节日感融入现实的生活之中。在这里，着意撷取眼前的波澜，观赏可以衬映的山色林涛，天光云影，即便偶有追根溯源，也沉浸下来，以烟火味、透地气为自家独有的面目和亮点。显然，作者是将坐标系立于现在进行时，所拓展的衣食住行歌舞等所有象限，都从时下原生态的节日语境延伸开来。

　　从文本叙述层面，文本多以直通地气的叙述句式呈现具体的生活意象与感觉。

传统傣族孔雀舞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这里，不是历史言说那样乐于抽象概括，也并非新闻报道那样目标端直的直奔主题，而是有着相对厚重细腻的感知与描写。其笔势摇曳多姿，收揽所见、所听、所闻、所触和所想的细枝末节，尽量让原生态的生活色彩、音响、线条和味道等进入字里行间。如序言所写兰溪的中秋节一瞥：“月光温柔地在小溪流中流淌，村民们鱼贯而出，在柚子上插香，一家家敲门、作揖、祝福平安。明明夜晚的村庄路灯昏暗，但一轮明月却足够照亮每个人的脸庞。”如此截取细微的直觉，没有纯理性的抽象与阻断，却有着心往神追的高远与温馨。因这里既有情致洒脱的俯瞰式目光，又有善待一切的淑世情怀。仿佛现象美学家那样，只是听，只是看，只是感受，暗含更多的感悟却不说破，让博大幽远的节日情境得以无遮蔽呈现。如此单纯到一片澄明是不容易的。世间所有快乐弥漫开来的不就是单纯吗？如同婴儿的微笑，恋人的依偎，母亲的絮语……节奏又是从容到惬意的舒缓，如月下轻音乐荡漾，如山间云朵升起。

　　与此同时，从叙述视角层面，还在于作者以实地采访与考察为由，将自己直接融入所叙的语境之中。

　　这就有了多维的视觉：既是外来人，旁观者，描述的主体是他者，所述有相对的客观性，新奇性；又是亲身参与者，体验融入者，所述有情境的真切感，发之于内的情感性；还是事后追述者，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文字叙事的全能掌控者。且不说敏感而起伏的情绪自然融入，多向度的叙事视角彼此组接而预留的空白，也为文本的摇曳多姿平添许多意趣。

　　如序言所写“我记得在云南深山中，布朗人迎接完太阳后一路跳歌回村。队伍走得很慢很慢，经常前行三步便停留在原地跳舞唱歌。人们接力用布朗族特有的调子唱歌，每个人唱完一段，就有人豪爽地灌他翡翠酒，所有人都齐声叫好。大家高举插满鲜花的竹幡，米酒抛洒到空中庆祝。我在不远处等候队伍前行，一点也不着急，享受地看着寨民们浑然忘我的快乐。那份快乐随着清风拂在我的心头，我完全忘记了所有现实中的压力与烦恼，只是微笑地看着他们。一时之间，我分不清自己是不是误入桃花源的那个人。那些传统习俗明明还在民间留存，它们的感染力能让人如此喜悦与平和，为什么我们不去在意它们呢？”这里，没有浓得化不开的知识点阵，而是烟火味浓郁的歌舞言笑、村舍氛围。看似平凡却又跌宕，言笑晏晏而余味深长。慢节奏不是空壳的口号，而是驻足微笑，看，听，欣赏，空间如绿树撑一伞浓荫，时间似湖水停泊云天。欢乐不知身何在，歌舞醉心如梦游。在读者也欣然接纳，因其并非身处庐山之外的指点言说。

　　从叙述文本来说，还在于节日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的故事。

桃符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我们看到，不同节日都聚焦相应的主人公，且都有着相当时间长度的故事，都有久萦于怀的憧憬和脚踏实地的践行。或传承技艺，或展示才智，或追求爱情，或振兴村庄，或争为优选者……在这里，不只有散文细腻的笔调，更有类似小说的情节推衍与细节雕刻。一个个如电影呈现我们眼前：金华木版年画的传承人黄先生，既欣慰东南亚时依然火爆的订单，又遗憾江南难有往昔年画的盛景，更担心这一千年遗产就此断绝；而做桂花糖年糕的谢老则全身心投入于尝试机制古老年糕的品控上；肖公巴哈尔节上，阿布拉江叼羊大赛夺魁而胜不骄，篝火晚会表白受挫却败不馁；玉依香姑娘连年在傣族每年取水少女选拔中败北，终于心想事成并获得了甜美爱情；桑刊节上小伙子岩温罕或歌或舞或酒或泪，对改变家乡而早逝的妻子仍不思量自难忘；中秋节在潮汕的惠玲姐弟惨淡经营着传统的金漆木雕，仍以与马来西亚的叔父彼此思念为慰安；侗族大歌的贵娘与俊哲在歌赛的演出与欣赏中，有着幸福的当下与甜美的回忆……

　　面对有故事的人物，面对测不准的命运感，就文本而言，在目的未达之际，就不露声色地预设了欲罢不能的悬念，而途中任何点滴的波澜挫折，读者的心弦难免微颤而不能超然于物外。就主人公而言，有期待，有欣然自赏，有遗憾，有忧伤。如同春花秋叶，欣欣生意，自然而然地萌生，绽放，更会化为春泥更护花……而这一切又都笼罩统摄于节日欢乐的氛围之中，成为直击人心的音色浑厚意蕴深沉的交响曲。如此以生活的坐标系描述节日之欢，不也就吻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这一宽厚的美学命题吗？

　　贰

　　剪辑节日现场，秀出图像叙事

　　《岁月欢》的亮点之二，面对同一对象，文字叙事的同时，各章节也巧妙配图呼应，嫣然一幅幅色线光影交织焕彩的图像叙事。

母子兔 杜焕焕 图片选自《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

　　值得关注的是，这里的图像，既不复制传统书卷中的线条勾勒，也不拷贝远在画室的美术家色彩涂抹，而是节日现场真切的情境剪影。我们知道，文字叙事只能在无限逼近事物特征中唤起联想与想象，而不能再现事物与情境本身。而图像叙事却有文字叙事所难以企及的直观性、现场性和全面性，且有将三维物体经聚焦方式叠印在二维纸页如在目前。图文辉映，恰似舞台二人唱，彼此默契配合，却也无妨自家面目。图像穿越文字而无遮蔽地呈现生活的原生态，变时间艺术为空间艺术，瞬间把握所在空间的轮廓与细部；而文字叙事则着意所指，能补足图像所缺的清晰叙述线索和复杂意义的表达方式。因文字抽象符号易于穿透性剖析，更易于理性境界的提升。如此异质文本的碰撞，既有联想与想象的张力，又有一目了然的清爽，两两相悦，避短扬长，使得这一著述平添胜于前人的一个新向度。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物件，便以正视图或近似正视图格局，郑重其事地推出。窗前的屠苏酒瓶，色如翡翠形似元宵又似饺子的清明果，色黄形圆味美的月饼，米白枣红裹叶绿的粽子……无一不是独幅满篇，大特写般突兀而来，惊喜而来。如此美味，色香味意养型如此饱满欲出，惹人禁不住津津潜液的渗涌，更有一种神圣幽远的联想。它就是节日仪式的核心元素，就是节日底蕴积淀的活态形式！试想哪一个节日没有标志性的礼仪食品呢？哪一个节日食品没有弥漫着吉祥温馨的文化氛围呢？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环境景物，往往从脚下到天边，广镜头满版满幅地推出。那富有地域特色的房屋外观，那过年挂满腊味的屋檐，那绿意盈盈的水田，那小沙弥来去的寺院，那浩瀚的湖泊，那亘古的雪山，那辞旧迎新的冰河……一旦摄入镜头而折叠入书，所有景致便顺心如意成为特殊的节日文化空间。

　　在这里，图像叙事中的人物，都是邻里街坊，芸芸众生，没有身份的加持，没有业绩的铺垫，没有级别的门槛，从祈水的少女，到弹奏乐器的姑娘，从轻抚马头准备叼羊的小伙子，到抬官轿上的儿童……大都以符合正身律的造型特写的镜头呈现。通常情况下，他们可能只是长镜头扫视下的大多数，只是鲜亮色彩的朦胧陪衬，只是沉默幽远的背景，而这里却出以清晰的个性主体形象。这，就是有思想有深度的图像叙事。人本性的庄严以敬畏的镜头自然呈现出来。

　　与此同时，图像叙事又以其特殊的蒙太奇结构滋生张力。譬如当下的屠苏酒图与古代歌咏屠苏酒的诗文碰撞，便有时间穿越相融的浑然之感；而那剪纸红艳艳的通灵剔透更是直逼读者曾经的视觉阅历；同时，剪纸与桃符、春联、门神年画不同视角的拍图，掀开年节氛围神秘喜庆的一域；中秋月、八月桂和月饼异质碰撞，形断意连，辽阔与精致兼容，烘托出中秋时空博大的文化空间；还有木版年画中的灶神、门神、财神等与时下年节扮演的财神相对并出，让人顿生天地人神同时在场之感；古代留存至今的锦囊压岁红包与现实中精彩红纸的压岁红包同质异构的呼应；多样精致的泥人玩具与博大浩渺的绿荫山水屋塔云天对应，它们看似相对，其实彼此接纳了对方；草本花卉点缀山川也点缀衣裙，悠悠的岁月雕刻着历史的年轮也震荡着青春的旋律……图文互饰之外的图像对谈，便可见出流逝中习俗历时性的同中之异，或者共时性的异中之同。这一切的一切，都衔接为传统与当下、人与环境的链条亮点，融汇而成古今一体的浑融语境。

　　颇有意味的还在于，图像叙事多幅连缀仿佛连环画，既是空间建构的呈现，也是事件（工艺或仪式）程序的再现，情感的线索自然融入其中。譬如木版年画的印制过程，工具的揭示，自成图像谱系。或者说，这一组图的叙述逻辑，就在于同一空间内呈现了一个技艺连续性的时间。而此时此地与技艺流程，或许就是历代祖先一再复现的场景。看似容易却艰辛，古今穿越疑是真。在这里，传承激活并打磨着智慧，时下的活生态展演有着厚重的历史投影。谁能说这时间不是叠加？这空间不是叠加的呢？同样来看前呼后应的图谱，馕的打制、餐桌的摆设罗列和客主的欢宴，既宣示空间性的餐饮仪式，又定格时间性的节庆过程。在这里，文字叙事的时间流程，图像叙事的瞬间呈现，彼此蒙太奇碰撞，看似平淡的事理逻辑便似中子击破临界面，迸射出可以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感受到字里行间欢乐之潮的真切涌动。

　　叁

　　以点带面刷新视阈，着意中国节日的开放结构

　　《岁月欢》的亮点之三，虽说文本只切入节日欢乐一个侧面，但整体有了全新的格局，即呈现出中国节日的开放结构。

　　相异于一般同类著述多聚焦于以汉族为主体的节日，若仅读目录或粗览文本，直觉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节日各占其半。这里依次写春节、肖公巴哈尔节、清明节、泼水节、桑刊节、端午节、中秋节和侗年等。如此排列组合，形式上的线索是作者自己考察访谈的时间与轨迹，以及岁时春秋的顺序。而在深层来说，则是对中国节日开放结构的书写与确认。

　　由于偏重于活态的中国节庆语境，偏重于历史遗存在生活中的呈现，文本着眼博大却从细微写起，便轻易展开了开放式结构。作者随着旅游与考察的脚步而步入一个个村庄，一家家庄院，一个个亲似家人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似乎仅仅是品其食、观其舞、听其歌、赏其画、穿其衣、乐其乐，却也串起了古与今的文化脉络，串起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携手并肩的节日狂欢。

　　众所周知，中国最大的节日春节并非汉族所专享，泼水节也并不为傣族所独有。譬如除汉族外，每个节日往往有二三十个民族融入其中：共享春节的还有藏族、彝族、蒙古族、壮族、布依族、满族、侗族、白族、土家族、傣族、黎族等；过清明节的，北方有满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锡伯族等；南方有壮族、侗族、彝族、白族、畲族、苗族、瑶族、黎族、水族、京族、羌族、土家族、纳西族、布依族和普米族等；过端午节的，还有满族、蒙古族、藏族、苗族、彝族、畲族、锡伯族、朝鲜族、土家族、达斡尔族等；同度中秋节的,还有侗族、苗族、壮族、傣族、黎族、满族、朝鲜族、高山族等；刻板印象中泼水节似傣族专属，其实也为阿昌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所共享；而叼羊比赛，则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多个民族节日狂欢的传统仪式……这样，一本书看似区区八章，仅写几个节日，其实却象征甚至囊括了中华民族全部节日的全新视阈。从南而北，自东而西，四两拨千斤，这就是覆盖全中国的传统节日。这样的《岁月欢》，说得出，叫得响，拿得起，放得下，真是入其内则身心沉浸，出其外则深情回望啊！

　　这样笔势也放开了，不同的民族在节日文化建设上也有各自的贡献与拓展。在宁波有蒸年糕祭天地祭祖祭神的广场祭祀仪式；肖公巴哈节有纵马叼羊、桑刊节泼水的狂欢仪式；布朗人有堆沙塔、泼水节有少女取水的祈愿仪式……所有这些，无一不是拓宽节庆文化空间有意味的形式。更有意义的是，各个民族节日的仪式形神互通，心有灵犀，仿佛深层根脉相连的枝干萌发的鲜花翠叶。如布朗人迎接太阳的仪式与汉族传统的守夜、爆竹贺年仪式，莫非同质异构吗？侗年新年最高餐仪的酸汤鱼，与汉族半坡以来鱼图腾不是深刻吻合吗？为获取“年年有余”祈愿而餐桌鱼盘甚至是木雕鱼，更不用说木版年画胖娃娃抱鱼的年画？塔吉克新年餐桌上簇拥大馕而象征春来人间的七种食品，不也与汉族传统立春的五辛盘同质同构吗？神州共欢乐，天涯心相通。虽或说汉族节日多家庭团聚，却也有群聚打年糕的广场、聚船观剧的湖泊与祭祀先贤的江河语境；而少数民族节日多广场狂欢，却也有家庭团聚的融融乐乐。看似日常朴实自在的周旋揖让，却又衔接着生产、生活与人情礼势的高格调生存样态。细细琢磨便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相亲相和，触及心灵的柔软之处而心境澄明。恰如作者所说：“自古以来它都是一种治愈的力量，不知不觉中抚平人们生命中的褶皱。”

　　值得注意的是，《岁月欢》所述的每个节日，如作者所经历的每个地方，她都在亲切温馨的氛围中自然融入，无论个体或群体，都是自由与欢乐的组合，没有外在的权威，没有等级的规制，没有异样的拘束，有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自由歌唱，圣洁的仪式，有的是岁月更新的期待与梦想，节日的欢乐仿佛神仙的手指触到任何一处都熠熠生辉。人们焕然一新的服饰是净化仪式的初始，而理想的境界将随着刷新的年岁姗姗而来。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民族，只要在节日里相遇，彼此无设防地接纳，笑容灿烂如太阳，心心相印仿佛兄弟姐妹一般。说到这里，我甚至觉得书中首页的照片似可作为全书意境的象征，那是作者以灿烂的笑容与章朗老寨迎太阳的队伍手臂相挽。其实写节日如此狂欢，它的价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因为它对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凝聚力不难看出。更新的岁月，引我们上升。因为它既是各美其美色彩浓郁的多元节日，又是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1版）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